作为中部地区首家民营银行，三湘银行的诞生曾被寄予厚望，承载着激活区域经济、探索金融创新的使命。然而，仅仅几年时间，这家银行就褪去了最初的光环，陷入了业绩下滑、风险高企、合规问题频发的泥潭。与其说这是一场“中年危机”，不如说是民营银行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：在追求短期效益的道路上，是否迷失了初心，忽略了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？
三湘银行的案例并非孤例，它折射出整个民营银行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。在牌照红利逐渐消失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，如何摆脱对传统业务的依赖、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，成为摆在所有民营银行面前的难题。如果不能找到破解之道，等待它们的或许就只有被市场淘汰的命运。
三湘银行的财报，就像一份迟到的体检报告，揭示了其内部潜藏的种种问题。表面的数字或许还能勉强维持颜面，但深入分析，却能发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。
截至2024年末，三湘银行的总资产为527.67亿元，同比下降10.46%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缩减，更是市场信心的流失。在银行业，资产规模是衡量其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。规模的下降，意味着三湘银行在市场上的话语权正在减弱，获取优质资产的能力也在下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下降趋势是否会持续，最终导致银行陷入恶性循环？
财报显示，三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24年三季度末的1.8%下降至年末的1.65%。乍一看，资产质量似乎有所改善。但仔细分析，却发现这很可能是一种“障眼法”。通过大幅提高贷款信用减值损失，三湘银行实际上是将潜在的不良贷款提前消化，从而人为地降低了不良率。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美化报表，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产质量问题，反而可能掩盖了风险的真实程度。这种“粉饰太平”的做法，是否会给未来的经营埋下更大的隐患？
拨备覆盖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，它反映了银行对不良贷款的覆盖程度。截至2024年末，三湘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158.41%，虽然较2023年有所上升，但仍然贴近150%的监管红线。这意味着，一旦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，三湘银行将面临拨备不足的风险，甚至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。这条岌岌可危的防线，能否经受住市场波动的冲击？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三湘银行的业务模式，可以用“饮鸩止渴”来形容。为了追求短期内的快速扩张，它过度依赖互联网平台，导致业务结构畸形，风险高度集中。
三湘银行的贷款结构严重依赖个人贷款，截至2024年末，其个人贷款余额占总贷款的74.8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个人贷款内部也存在结构性问题：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.87%，而个人经营贷款余额却大幅下降39.04%。这种“重消费、轻经营”的贷款结构，反映出三湘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不足。过分依赖消费贷，不仅会加剧居民的债务负担，也难以支持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。这种“竭泽而渔”的做法，是否可持续？
三湘银行在业务开展中高度依赖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。2024年，其与互联网机构合作业务余额为119.27亿元，而自营业务余额仅为30.71亿元。这种“寄生”模式，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客户和业务量的增长，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。首先，过度依赖平台会弱化银行自身的风控能力和客户管理能力。其次，一旦平台出现问题，三湘银行的业务将受到严重冲击。更重要的是，平台合作会带来高昂的手续费支出，侵蚀银行的盈利空间。2024年，三湘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-1.36亿元，同比下降132.55%，这正是过度依赖平台合作的代价。这种“与虎谋皮”的合作模式，最终能否为三湘银行带来真正的利益？恐怕很难。
三湘银行频繁的人事变动，在外界看来，似乎是一种积极的信号，预示着银行试图通过调整管理层来寻求改变。然而，如果仅仅是换了几个人，而没有触及深层的制度和文化问题，那么这种改变很可能只是“换汤不换药”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2025年以来，三湘银行经历了多次高管变动，包括行长、副行长的更替。新任行长万洁拥有丰富的银行从业经验，这或许能为三湘银行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。然而，仅仅依靠更换管理层，就能解决三湘银行面临的诸多问题吗？答案恐怕并不乐观。如果银行的战略方向、业务模式和风控体系没有进行根本性的调整，那么即使换再多的人，也难以改变其颓势。这种高管更迭，究竟是一场真正的自救，还只是为了应对监管压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？
尽管三湘银行公开招聘催收人才，试图加强催收管理，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，有关其暴力催收的投诉仍然屡见不鲜。这些投诉不仅反映出三湘银行在合规管理方面的缺失，也暴露出其在道德层面的沦丧。为了追求利润，不惜采取非法手段，侵害消费者的权益，这种做法不仅会损害银行的声誉，也会给整个金融行业带来负面影响。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投诉，三湘银行是选择视而不见，继续纵容暴力催收行为，还是痛定思痛，彻底整改，重建其道德底线？这不仅关乎其自身的生存，也关乎整个行业的未来。
2025基金高質量發展大會聚焦美股、比特幣(btc)投資，國泰金受矚目
2025-05-22
